上世纪80年代初，18岁的我，从大西北黄土塬坐着闷罐车“咣当”了七天七夜，到达东北雪域边陲的军营。经过队列操练、卧雪匍匐、实弹射击，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，我被分配到团部，成了一名放映员。为此我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　　一台16毫米的老式放映机，放映组长杨占文边操作边教我。检片、架机、放映。我看着电影投射到宿舍墙上，有电视屏那么小。第二天下连放映，组长坐旁边我执机。要说，部队是熔炉，青春石块扔进去出来不是钢也是能打钉的铁。第一次放映我有点慌乱，扔银幕挂绳不是扔偏就是扔空，连队老兵要帮我，被杨组长制止了。我扔了七八次，终将绳子扔到了门字形的横木上。接着拉绳头升起银幕，布线、架机，当一束光影在银幕上流泻而出，满头大汗的我疲惫感一扫而光。

　　团里有五个连队，我每周去师部取一次片，每个连队放映一次。当时，记忆深刻的是检片。取回的胶片，铁盒上贴有它的身份标签：片名、生产日期、等级等。等级指的是胶片新旧程度。部队地处大兴安岭腹地，胶片从大城市流转到这里要很久。所以，检片特别重要。检片也是倒片，右手摇着卷片摇柄，左手食指拇指轻轻捏在胶片边缘。飞转的胶片，在两指间划过，有一点疼，这是为了检出裂痕。当手指突然感知出异样时，便停下检查，是旧接口的放过，如是新的撕裂口，哪怕再轻微也要果断剪掉。不然，在放映时，每秒24格的速度拉力很可能会断片。剪断后的胶片，要对着画面刮掉感光层，在片基上涂上胶水粘接住。

　　当了两年放映员，印象最深的是1981年除夕，我们到大兴安岭深处的林场放映。大雪封住了进山的路，林场出动了推土机在前面开路。雪原很冷，我脚穿大头鞋，还冻得生疼，林场一位老伯抱来乌拉草围在我鞋四周。在林场一晚转场四处，最后一场，投射在银幕上的光被东方的晨曦淹没了，几乎看不到影像。放完电影，坐在饭桌边，还没开口吃，我便睡着了。那天，放映的影片是《赵一曼》。

　　多年后，我才了解到电影《赵一曼》的诞生过程。1950年，长影决定将赵一曼的故事搬上银幕。编剧于敏将赵一曼的革命斗争与个人情感交织在一起。影片中有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：赵一曼穿着不同款式的鞋子——小圆口青布鞋、黄埔军校军鞋、塞有乌拉草的冬鞋，这些鞋子见证了她从少女到军校学员，再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的人生轨迹。导演通过这些细节，将一个鲜活的革命者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。

　　电影故事从1931年上海照相馆切入。怀抱儿子的年轻母亲赵一曼（本名李坤泰）对着镜头微笑，浑然不知这是母子的最后告别。赵一曼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宜宾。五四运动后，她毅然走出深宅大院，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年考入黄埔军校六期，成为早期少数的女学员之一。1927年，她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，在那里与湖南人陈达邦相识相爱并结为夫妻。1928年冬奉命回国，次年生下儿子，乳名宁儿。

　　1935年11月，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，腿部负伤后在昏迷中被俘。日军对她施以各种酷刑，用钢针刺伤口，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，逼其招供，赵一曼忍着剧痛怒斥日军侵华罪行。敌人见她宁死不屈，又使用马鞭狠戳其腿伤，身负重伤的赵一曼几次昏死过去，但每次醒来依然坚贞不屈，说：“你们可以让村庄变成瓦砾，把人剁成肉泥，但消灭不了我的信仰！”

　　1936年8月1日，日军决定将赵一曼押回她曾经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“示众”。在开往死亡的火车上，赵一曼给宁儿写下遗书：“……我最亲爱的孩子啊！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，就用实行来教育你。在你长大成人之后，希望不要忘记，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。”次日，赵一曼英勇就义，年仅31岁。

　　影片公映后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，人们看后无不为之感动落泪，石联星凭借对赵一曼这一角色的成功塑造，在国际影坛上获奖。

　　电影《赵一曼》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，展示出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叙事范式：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，在展现英雄壮举的同时，也不回避英雄的常人情感，使英雄形象既有光辉又不失温度。

　　赵一曼的姐姐李坤杰在四川观看电影《赵一曼》时，才惊觉银幕上的女英雄与失踪二十多年的妹妹李坤泰如此相似，由此揭开赵一曼的真实身份。

　　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，北大荒的雪原在暮色中延展成无垠的苍白，放映机投射的光束刺破雪夜，将英雄形象真实地展现在幕布上——放映机转动声里，我听到那让心灵颤抖的呼喊：“你可以自豪地告诉所有人，你的母亲叫赵一曼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