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代，许多读书人选择为吏，进而由吏员出职为官。在这一群体中不乏“儒吏兼通”的循吏，一方面精通行政实务，另一方面能坚持儒家修身正己、廉洁奉公的道德要求，郭郁即是其中代表。他由江淮行枢密院令史起家，屡迁至正三品的福建等处都转运盐使，《新元史》称赞他“廉洁自持，不可干以私，所至有声”。郭郁何以获得这一评价？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，从他的人生轨迹中寻求答案。

　　担任吏员，眼光精准发现问题

　　郭郁（约1259—？），字文卿，号复斋，祖籍为汴梁封丘（今河南开封），金末为躲避战乱，举家迁居大名（今属河北）。他自幼聪颖，六岁开始读书，每日记诵数千言，从而博通经史。郭郁少时曾师从侯克中学《易》，侯克中是元代戏曲家，对《易》很有研究，曾著《大易通义》一书。师从侯克中奠定了郭郁“读书人”的底色，也影响了他后来的施政风格。

　　郭郁十九岁时以“儒雅”被征辟为江淮行枢密院令史，开始长达二十年的吏职生涯。元贞元年（1295），郭郁任河南省掾，因才能卓越被荐为本省幕官，后又被擢为中书省掾。大德九年（1305），郭郁任宣徽院都事，由吏员入流，此后转任江浙行省都事。

　　在任职吏员和幕官期间，郭郁精明廉敏，展现出过人的“吏能”。任中书省掾时，郭郁审核发现大都水闸修造工程的预算存在虚报的情况，料钱、工钱实际上用不了那么多，他建议删减预算，节省官费一千三百锭。成宗驾至缙山（在今北京延庆）时，有奸人冒领行营草料，郭郁受命处理此事，不出三日就使奸人服法。事后，他就如何杜绝冒领之弊，向行省长官提出可行的建议，可见他的眼中不是只有个案，能够举一反三，针对一类常见的问题提出系统的解决办法。

　　宣徽院有为宫廷采购羊马等物资的职责。任宣徽院都事时，郭郁发现本院每年采购食用羊多虚报数额，他不惜得罪上司，坚持按实价购买，不仅多买了三千只羊，还节省钞三千多锭。任江浙行省都事时，郭郁清查荒芜田地，增加粮税四万余石，租钞一千余锭。

　　尤为难得的是，身处吏职的郭郁并不仅仅关注簿书期会，还十分体恤民情。缙山发生饥荒和瘟疫，郭郁奏请拨钞三百锭予以赈济，还用自己的俸禄买药，命医者前往救治，有三千多人因此得救。大德九年，朝廷从地方征发一万余名士卒以充实卫帅府，限期九月到达都城。郭郁体恤士卒艰辛，便向朝廷建议允许他们先返家打理农务，整修武器装备，再赴都城，以期达到“军资精锐，士马肃给”的效果。当朝廷欲收民间铜器以推行至大元宝时，郭郁向大臣禀告：“广济库藏旧钱数百万，例许使用，止拘废铜足矣，何必毁已成之器。”这一建议被采纳后，上下称便。

　　主政一方，勇于革弊造福百姓

　　皇庆元年（1312），郭郁出任浮梁（在今江西景德镇）知州，开始主政一方。在此之后，他任职高邮、庆元（今浙江宁波），又一任宪司、两任盐漕，所至之处皆政声斐然。

　　郭郁在地方治理上，秉持“先德后刑”的理念，十分注重崇儒兴学，以期民众“迁善远罪”。在浮梁，郭郁一到任就修缮州学，并将清查出的隐瞒漏报田地二百余亩充为州学的办学经费，向生员提供膳食津贴，扩招学生一百余人，请熟读儒家经典的老师教授学生。郭郁处理完政务后，经常率领属下官吏到学校讲堂和学生们一起诵读经书，奖励成绩优异者，以激励后进。

　　升任庆元路总管后，郭郁同样是首先修建学宫，考查生徒课业，裁汰滥竽充数者，用节省下来的经费资助贫病士人。郭郁有时甚至亲自教授生徒如何读《易》。真德秀是南宋理学名臣，所著《大学衍义》对后世影响深远，郭郁上书建议将真德秀从祀宣圣庙。

　　郭郁这些做法受到儒士的推崇，《昌江百咏诗》中称颂他：“下车先政辟儒宫，不但张夸栋宇雄。次第更徭加勉励，吾身亲见汉文翁。”他们在诗中将郭郁比作西汉时期在蜀地大兴教化的文翁。

　　当时江南地区普遍存在财产与赋役不相符的情况，给民众造成很大负担。郭郁将民户按财产多寡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以此作为承担赋役的标准，那些用假名、挂靠等方式逃避赋役的人无处藏身，通过不法手段转移产权或税额的部分也清查归位。官田税重，致使大量民户逃亡，郭郁允许他们将税额折成较轻便的物品缴纳，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民众困苦的状况。对酒醋茶课等专项税课，因其困扰百姓，郭郁采取均摊之法。

　　郭郁不仅发展生产，改善民生，更敢于破除陋习。他鼓励农民开垦荒田，种植桑树、果树，赠送酒肉给乡里父老以分享丰收的喜悦。任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佥事时，吉安、赣州等地发生饥荒，他积极赈灾，救活数十万人，并罢黜贪官污吏。为改变南康人生病时尚巫事鬼的陋俗，郭郁率先捐俸重修三皇庙，三皇庙祭祀的是尝百草的神农氏，他希望由此引导百姓相信医学。夏季瘟疫流行，有数千人经过医治免于死亡，可见郭郁除旧俗、立新风取得了显著成效。

　　郭郁在盐政领域的改革尤其能体现其廉洁奉公的精神。任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事时，郭郁建议减少盐税额度五万锭以宽待盐户，并为十七户被定为私盐贩的人家平反昭雪。升任福建等处都转运使后，面对盐法积弊已久、百姓不堪其苦的局面，郭郁提出：“水不清者，宜澄其源。”他先是召集下属官员，告诫他们不得刻剥盐户。随后禀告行省和中枢机构，裁减冗滥官吏一百余人，请求颁发分司印信，革除私盐侵占百姓之弊。此前，盐户被强制要求每年提前缴纳下一年度的定额盐税及额外增派，而采盐本钱从不预付，这给盐户带来了沉重的负担。郭郁对此痛心地说：“不纾民力，困虐是图，非徒无益也。”他废除了提前征缴、额外增派、附加损耗等扰民弊政，并派人深入每家每户宣讲政策。针对盐徒犯法往往牵连平民的问题，郭郁审理案件时只惩处犯事的人家，及时依法判决，不额外增加一人，做到“狱无冤滞”。

　　郭郁兴利除弊，百姓竞相歌颂，称赞他“洞察民情亲整肃，奸邪雄猾总魂消”“随时断遣无留狱，尽伏清廉法令伸”。在郭郁的努力下，盐税收入在定额之外还增加了二万二千四百锭。

　　崇儒重文，清白家风方能致远

　　郭郁的廉洁品行源于良好的家风熏陶。其父郭天祐，字祐之，虽无显要官职，却以严谨治家、教子有方而闻名。即使郭郁身居要职，父亲仍时刻叮嘱他、监督他，曾言：“吾儿幸窃禄位，不敢以自喜。其所行事，未尝不察其指要，而足以垂后者，亦将以示吾子若孙。”这番话体现了郭家重视官德、不慕虚荣，也是对郭郁的勉励，他的所作所为，家人都看在眼里，有善政美德，家人将予以传承。

　　郭郁在浮梁任职时，曾接父亲前往奉养。父亲见到郭郁兴建学宫，设立乡校，扩招生徒，欣慰地预言：“知余后裔之必有以儒术显者矣。”这不仅是父亲对儿子政绩的肯定，更是郭家重视教育、以儒传家的体现。当郭郁父亲过七十大寿时，不少文人为其作祝寿诗，称赞“积庆子为贤太守，稀年人羡老仙翁”“州家美政报翁知，胜于放鸽献生鹿”。这些诗作既表达了对其父长寿的祝福，也是对郭郁为官政绩的赞誉。

　　郭郁生活节俭，用历年积攒下的俸禄购买田地用来奉养父母、资助诸弟。父亲留有“诸子莫夺”的遗训，兄弟之间亦相互约定不争夺田产。其后郭郁将田地设立为义田，用来资助族人婚嫁丧葬，修葺祖茔。在郭郁看来，“凡我兄弟，皆大人之遗体；后有儿女，皆郭氏之子孙”。这种家族团结的意识，是郭家忠厚家风的生动体现。

　　郭郁赢得了当时文人儒士的高度赞誉，福州路儒学教授徐东曾为其撰写行状，福州路的儒士们更联名向御史台保举他，这些文献被编为《运使复斋郭公言行录》。另有三百余篇（首）颂扬郭郁政绩的诗文，被编为《编类运使复斋郭公敏行录》。这两部文献是我们今天了解郭郁的重要史料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元代由于长期停废科举，儒士多选择由吏职出仕，因此元代吏学发达，诞生了《吏学指南》等著作。徐元瑞编纂的《吏学指南》是一部为初任吏职者撰写的书籍，通过对吏学术语的简要解释，教以为吏之道。

　　《吏学指南》卷一论吏员之才能时，开列以下六条，“行遣熟娴，语言辨利，通习条法，晓解儒书，算法精明，字画端正”，论吏员之行止时，开列以下九条，“孝事父母，友于兄弟，勤谨，廉洁，谦让，循良，笃实，慎默，不犯赃滥”。可见一位称职的吏员不仅要熟稔钱粮讼狱等各项事务，而且应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