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代四川犍为人李拔，是一位心系百姓、履职尽责、崇文尚教的循吏。他未立惊天伟业，却被闽鄂湘三地百姓铭记。循其在福宁任职的足迹，方解“为民设官”的真谛。

　　推广桑棉 善作善成

　　初冬的暮色漫过华峰山麓的褶皱，千年罡风在耳畔低啸。距福建省霞浦县城几里许的建善寺内，“序宝序贤”“比礼比乐”的石碑默默静立，恍惚间似有声音从远处传来：那是李拔率幕僚巡堤的步履声，是为教导百姓种棉而在书案上铺开宣纸的声音，亦是百姓送别他离任的低泣。

　　清道光七年（1827），时任霞浦知县秦尔馨于浩瀚的史卷深处与李拔相遇，他仔细阅读其事迹，深为感佩，邀士绅共研笔墨，撰《福宁前郡守秦、李二公合祀记》，刻石立碑，颂扬其德政。一刀一凿，非封存过往，而是让民心有可栖之处。光阴如流，福宁百姓从未觉得他远去。

　　李拔出生于清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，字清翘，号峨峰，四川犍为人。贫寒的生活，磨砺出他坚韧刚毅的品格。李拔耕读不辍，在田垄与书案间辗转，自书楹联“立志不在温饱，读书岂为科名”悬于书斋，以表其志。这颗“初心”，为他日后勇于担当、勤政爱民的为官之道扎下深根。

　　清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，李拔在几近不惑之年时方中进士，由此进入仕途。他为官关注民生，勇于革新，对于一些成见、惯例敢于破除。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春，李拔由湖北汉阳府同知擢升福宁知府。彼时福宁山多田少，民以渔为生，冬缺棉衣，饥无杂粮。乡绅多言此地海风劲烈，桑棉难活，百姓亦对种植桑棉没有信心。李拔长于基层，通晓农事，对于这一说法，他有所质疑，经过实地考察，他断定闽地气候温暖湿润，适宜种植桑棉。

　　李拔不屑空谈，注重实干，于府衙内隙地试种棉花，以“岁入甚富”回应乡人疑虑。他著成《蚕桑说》《种棉说》，细究棉花习性、种植、加工及用途，堪称实用“农技手册”。《福宁府志》介绍本地物产时，如此写道：“丝：旧无丝，乾隆间郡守李拔教民试养，今渐多。棉花：宁德、福安间有之，郡守李拔教民广种，今渐多。”“重农桑”三字，被李拔实实在在地刻印在田埂之上，其种植之法，数百年后仍有借鉴价值。

　　成事需审时度势与深谋远虑。李拔主张“为政一方，贵在远谋”。见福宁山野荒芜，他著成《请教民开山种树议》等文，提出“官山许民认垦”，令百姓“栽插竹木”，春天广泛种植树木，夏天禁止砍伐树木。待十年后，则佳木良材漫山遍野。有人说，知府何必躬亲此等“琐事”。深谙民间疾苦的李拔，怀揣为黎民百姓的强烈愿望和“视死如归社稷心”的信念，绝不认为这是“琐事”，而是关乎百姓生计的“大事”。

　　“见弊必破、见难必解”的担当，正是李拔对“循吏”的诠释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首开《循吏列传》，此后历代正史多为清官廉吏立传以表彰他们的功绩。恰如司马迁所言循吏是“奉职循理”之人，他们不求赫赫之名，时刻关切堤岸是否坚固、粮仓是否丰盈、百姓是否温暖，忠于职守、务实而已。

　　修城治水 从长远计

　　福州鼓山脚下，有一方李拔榜书“声满天地”的摩崖石刻，石屑苔痕化作岁月肌理，仿佛仍嵌着两百多年前的风烟尘埃。这是他登鼓山时留下的笔迹、发出的感叹，竟在无意间给鼓山留下了一份文化遗产。

　　清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四月，春寒未消，朝廷以考绩“卓异”调李拔任福州知府，消息传至福宁，如石击长溪，激起百姓墨书乞留的波澜。福宁百姓扶轿挽留，福州民众翘首以盼，成就了一段“两郡争守”的佳话。

　　百姓的感念之情是朴素而浓烈的，他们感动于李拔的一颗为民之心、一片赤子情怀。调任福州前，李拔在福宁夙夜匪懈。甫任知府，他见府城城墙残破、护城河柳木凋零，虽前任曾上奏请求修葺却因经费无着而不得不搁置，他决心修缮城墙以保一方安全。李拔率先捐银，并带动僚属踊跃捐献。

　　李拔修城，体恤民力，审度缓急，确定先修城墙以固防御，再缮门楼以壮观瞻，将有限经费精准投入到关键的地方。历时半年，工程竣工，他题写城门匾额，并撰《重修城墙记》，植花栽树，著《保固城墙议》形成护城制度，府城焕然一新。他同时督促辖下各县整修城墙，并重视民间土堡修缮，视其为保护百姓安全的屏障。真正的功业，非供人观瞻的摆设，而是留给后人的底气，那些被他惦记的城垣与土堡，成了护佑生民的臂弯。

　　李拔修城不避艰难，既固城防又安民心。凡利百姓之事，纵有千难万阻，亦必全力以赴，福鼎名士有诗称赞“处处茅檐安祍席，层层雉堞固金汤”。

　　霞浦县松城街道西山洋的晨雾里，游人不难发现一方刻有“长溪河源”的石碑，这是李拔整治长溪河的历史印记。初到任，霞浦知县便向他报告长溪河治理难题，淤塞的河道、泛滥的洪水，像未写完的批注，往往搁置于新官案头，但李拔决定迎难而上、一探究竟。

　　长溪河蜿蜒府城南二十里，为府城襟带，灌溉良田万顷，海船可溯流而上。然其汇山溪、通海口，河道狭长，平日涓流尚安，暴雨时山洪肆虐，闸道难御，下游田舍频受水患之虞，百姓渴望有一长久的治理之法。

　　李拔洞察症结在于“治末忘本，事倍功半”，亲率僚属赴西山反复勘察，制定“修三坝”之策。三坝修成，能有效削弱上游水势、拦截沙石，兼具蓄水之利，惠及下游农田灌溉，并节省修河费用，成效卓著。

　　兴修水利乃苦差，不仅要对水利知识与技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，而且费时耗力，见效迟缓，维护不易。然李拔心系黎庶，偏要迎难而上。他深知根治长溪河非一日之功，寄望继任者持续维护。在《修理福宁郡西山三坝记》中，他说“所望后之君子，继长增高，毋俾斯坏”，使当地百姓能长久享受这一工程带来的益处。李拔不仅任上勤勉，更望后继者如“操舟”般谨慎持重，承载百姓福祉。

　　以文化人 清气满襟

　　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曾言：“治乱之关，必在人心风俗。而所以转移人心，整顿风俗，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。”这“心”，既需以物质为基础，亦赖文脉滋养。

　　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，古代循吏以儒学为根基，重视通过教育培养人才、淳化社会风气。到任福宁后，李拔率僚属视察福宁府学并予以重修，在《重修福宁府学碑记》中，字里行间满是他对“海滨邹鲁”文脉的珍视。

　　在古田县的蓝田书院，他常与山长论道，倡导以朱熹《白鹿洞书院学规》启迪诸生。见学子苦读，便题字“寻乐处”，作《寻孔颜乐处说》。孔子“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；颜回是孔子的得意弟子，孔子称他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。李拔希望学子们以孔子、颜回为榜样，于清简中坚守向学之志。

　　李拔每月会抽空到府学督课，分等次奖惩，培育出游展、潘栋等才俊。得知福鼎县学缺名师，他支持知县延请被罢官的贫士黄瑞鹤任教，待其病逝后自掏俸禄助其归葬，传为美谈。在他眼中，“人生百年，一日不学则此生可惜”。这份执着，如春雨润物，滋养福宁士风。

　　李拔的文化治理，不囿于府城。他明晓教化需遍及乡野，对辖下各县书院的办学情况十分关注。福鼎桐山书院修毕，他多次去视察；福安紫阳书院整修，他寄语知县“官长尊贤则百姓敬”，将书院建设与民风教化相连；宁德鹤峰书院也留下了他的足迹，他赋诗“他日栽培桃李盛”，预言此地文风必兴。

　　治郡如理家，须知家底。李拔见福宁自明万历后一百多年无新志，且福宁于清雍正十二年（1734）升州为府后未修府志，史料散佚，遂决意重修方志。

　　乾隆二十四年五月，甫办完城墙、水利等急务，他便呈请修志，亲拟征稿序文，要求秉笔直书，据实而录。听闻有人想私改史料为长辈邀誉，他严令志书须取信于民，不可粉饰，并亲核每则素材。

　　次年调任福州，他竟携志稿赴任。福州政务繁剧，他昼理公务，夜对烛火，于听讼间隙笔耕不辍，终于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刊刻共44卷的《福宁府志》。成书后，他特请曹绳柱等清流作序。志中所载，自天文地理至人物艺文，皆以“适用”为贵，正如其言“佳麦良蚕皆登宝箓，岂必争奇斗巧”。他还自述“一日之治，千世之治所由传，千世之治所由启也”，当地的一些问题，过去曾有好的解决办法，将其载入方志中，使后来者得以参考借鉴。这份修志不辍的执着与经世致用的情怀，也是文化传承的风骨。

　　李拔“以文化人”，更在日常行止上。福宁任上仅一年零三个月，他勤理政事，重农桑水利，固海防武备。公务之余，他寄情山水，足迹遍及辖县。所到之处，察访民情、诗文咏怀、题书刻壁，风雅与实干并重。他留给福宁的，远不止城墙、书院、桑棉。碑记中的劝学箴言、志书里的民生实录、山石上的诗文印记，早已化作一方水土的文脉基因。

　　李拔以实干为笔、民心为墨，落笔不求惊鸿，只将河渠疏浚的纹路、学宫诵读的余韵，细细织进福宁岁月的笺页。今其手植古榕，犹荫一方生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