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必为世上不可少之人，为世人不能作之事。”清康熙年间，有一名少年书生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，流露出其心怀天下的宏大情怀。

　　这名少年书生便是陈宏谋，从27岁入翰林院起，居官达48年之久，历12行省任21职，学者称其“任职时间之长，职务之繁，为同时代人所不能及”。他不忘少年时代的座右铭，勤勉政事，为民分忧，居官清廉，重视家教，有大儒之风，更有贤者之行。

　　立志高远，居官当事事从民生起见

　　陈宏谋（1696年—1771年）出生于广西临桂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，自幼喜爱读书，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他留心时事，只要听说谁家有最新的邸报，便前去借阅。邸报主要刊载朝廷政令、人事变动等消息，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现代报纸的前身。它当然不如现代报纸及时，但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，是了解国家大事的一种重要方式。

　　1723年，陈宏谋在乡试中考取第一名，在接下来的考试中连得捷报，高中进士，入翰林院，由此进入仕途。陈宏谋曾说：“吾辈居官，当事事从民生起见，计久远，不计目前，尚实事，不饰虚文，方不负朝廷为民设官之义，方不虚此生读书济世之志。”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半个中国，每到一处，陈宏谋都因地制宜改善民生。

　　1733年，陈宏谋被任命为云南布政使。在云南，他一方面鼓励增开铜矿，发展经济，一方面广种杂粮，设粮仓以备灾荒之年，并改变远距离运送粮食劳军的做法，改为“转搬递运”，即分段运输法，承担运输任务的百姓从起点一直运至终点，不仅劳累，而且途中开销与损耗都要一人承担，负担过重，“转搬递运”法让风险分摊在不同承运者身上，而且更为轻松，确是为民减负之举。

　　在陕西为官期间，他引导民众广种山薯及杂树，既解决口粮问题又修复生态环境，并凿水井二万八千余口，以解决灌溉难等困民已久的难题。在河南，他带领百姓堵塞黄河缺口，疏通商丘丰乐河、古宋河等多条河流，大力提倡种植堤柳，以减少百姓所受洪水之苦。

　　1752年—1754年，陈宏谋任福建巡抚，主张解除海禁。当时，因本地遭遇灾害，粮食减产，米价腾贵，须从台湾运粮，而商船载米有定额，陈宏谋请求解除海禁，以便多运米至福建，扩大米的市场供应量，从而让米价下跌，让百姓能够买得起米，渡过难关。福建沿海多有人到海外谋生，清朝规定“年久例不准回籍”，陈宏谋上奏准许在海外谋生的福建人，符合一定条件的，不论在外多少年都能回到原籍，当地人民敲锣打鼓来庆贺。

　　陈宏谋是读圣贤书长大的，格外重视教育，特别积极修建与赞助学校。云南任上，他设立义学七百余所，使得当地苗民子弟也有读书的机会，后来他们能够考取功名，都深谢陈宏谋之恩。江苏任上，他经常下乡考察民情，了解到有些地方没有学堂，立即令各级官员筹集资金兴办义学，义学具有一定的公益性，是普通百姓的孩子也能读书的学校，体现了他有教无类的思想。

　　陈宏谋勤政为民的事迹很多，《清史稿》中一条一条列举，占去传记的相当部分。陈宏谋为官体恤民情，这源于他以儒家“修齐治平”为己任的思想，是“明体达用、知行合一”的忠实践行者。同时，陈宏谋提出了“耐烦”之说，为官者要甘于“耐烦”琐碎小事，百姓关心的事虽小亦不能怠慢，并指出“不耐烦”的弊端。他认为，“君子当官任职，不计难易，而志在必为，故动而成功”。

　　反对铺张，几束面条做祝寿礼物

　　“廉耻，立人之大节。盖不廉，则无所不取；不耻，则无所不为。人而如此，则祸败乱亡，亦无所不至。”这是陈宏谋推崇的信条，人要有廉耻，而为官者更应有廉耻。陈宏谋一生严格自律，像一匹坚韧的老马，有着一往无前的“倔脾气”。

　　陈宏谋任云南布政使时，了解到广西巡抚金鉷与人勾结，虚报垦荒田亩数量达数十万亩，为自己捞取政绩及利益，却使百姓多交税赋。陈宏谋明知官员不能插手家乡事的忌讳，但他还是决定揭发金鉷的所作所为，为民讨回公道。因金鉷对知情者威逼利诱，使得案件久查不决，但陈宏谋并不气馁。乾隆即位后，他接连两次弹劾金鉷，期间自己还遭受了降职的处分，但事情终有水落石出之日，朝廷免除虚报田亩的赋税，并对金鉷等相关人员作出了处理。

　　陈宏谋不畏强权，三劾金鉷，展示出了爱民恤民的风骨，他决不做明哲保身之人。陈宏谋主张，“官长又当禁下僚之贪，不独以清白自了也。”为官者当然应该清廉自守，但这还不够，应当严格治吏，管好身边人，不允许身边人仗势欺人、贪赃枉法，若是身边人侵害了百姓利益，“独以清白自了”也是一种失职失责。

　　陈宏谋不仅为官廉洁，个人生活始终保持着简朴节俭的作风。他相信“富贵之家，爱子过甚，子所欲得，无不曲从，一切刑祸从此致矣。”“惯子如杀子”，对子孙过于溺爱，就是家族衰亡的开始。

　　时人办寿宴，若家中有条件的，总要请人唱戏，好好热闹一番，但如此花销也实在不少。陈宏谋在家书中曾嘱咐家人：“老人大庆已到……闻至期有演戏之举，如此上寿，远近难得，郑重热闹亦所宜然，但家乡非城市可比，贫乏艰难，一有唱戏之举，远近村坊不免受累，费财劳众，又非祝寿之本意。”他建议“不如乡下不唱戏为妥”，或者效法前例“事后于城中演戏酬客也”。还有一次，家中老人做寿时，他写信道：“老人寿日，家中自必照行，无物寄回，止有面数束耳。”堂堂大员，寥寥薄礼，可见其不尚虚华的性情。

　　在自己七十寿辰时，家人违背他的意愿摆了宴席，还请人来唱戏，他大为生气，在家书中写道：“若以此银仿照大太爷前岁将所费作为修理桥路，岂不经久有益耶？悔之晚矣。”陈宏谋节俭，但并不小气，在云南遇灾情时，他广设粥厂，救济灾民，捐出自己的俸禄。他还总将自己的“养廉”补贴用于公共事业，并鼓励下属也这样做。

　　在他的饭桌上，经常是仅有青菜、豆腐和白菜这“一青二白”，他在信中谈起自己的生活：“入不敷出，又无来路，不得不事事省减，以俭养廉，今日之谓也。决不肯到处告穷，向旧属借索，有损晚年志操，重负‘宁仅苦节称’之圣训也。”寥寥几句，足显其深得“官到能贫乃是清”的况味。

　　有人给陈宏谋送礼，他效法春秋贤臣子罕“不贪为宝”故事，对来人说自己有无价之宝，名为“不贪”。陈宏谋深信“亲民之官，以廉为基”，为官者要端正做官动机，为官乃为百姓办事，非为自己谋利；为官者更要正确对待钱财，知道什么该取，什么不该取，为此他给家人立下了“戒贪”的家风家训。

　　推崇理学，编著《五种遗规》以纯正风俗

　　“标序盛德，必见清风之华”，陈宏谋不仅立德、立功，而且注重立言，被时人誉为理学名臣，有“岭表儒宗”之称。

　　陈宏谋27岁时，为了专心读书，排除外界对自己的种种干扰，曾自作十箴以自勉：“谨言语以寡过，节饮食以尊生，省嗜好以养心，耐烦劳以尽职，慎喜怒以平气，戒矜张以集事，绝戏谑以敦体，崇退让以和众，慎然诺以全信，减耗费以惜福。”到老年时，陈宏谋仍手不释卷、笔耕不辍，一生著作甚丰，所做学问但求实用，不尚浮华，有《培远堂全集》《五种遗规》等近三百万字。

　　陈宏谋的著作中，《五种遗规》是影响力很大的一种，曾国藩在写给四弟的家书中说，他对四弟只有三件事要奉劝，“一曰勤，二曰早起，三曰看《五种遗规》，四弟能信此三语，便是爱兄敬兄”。

　　《五种遗规》是陈宏谋编纂的作品，是对前人思想、智慧的挖掘、选粹与评点，“或嘉言，或懿行，悉皆古人成书，故曰遗规也”。他坚信“性本善”，强调人应平等，所以用心于编纂道德读物，以此发挥教化之功，使人人皆向善。

　　《五种遗规》中《养正遗规》以开蒙少年为读者对象，教他们如何读书、立志；《训俗遗规》以士、农、商贾等为读者对象，教他们如何处世做人；《从政遗规》是为官员从政而写，要求官员重视民生，如此才能上不负朝廷，下合百姓之期望；《教女遗规》以女孩为读者对象，强调女德女智教育；《学仕遗规》就仕和学的关系提出见解，与上述四种遗规合刻成书，以“警醒俗学浮靡之弊习，有裨经世利济之实学”。

　　《从政遗规》收录先贤文章二十余篇。陈宏谋在开篇就表明意图，“自惟德薄能浅，无以为同僚诸君倡，惟奉兹古训，随时考镜，转相传布，以此自勉，即以此勉人”。他自谦德薄能浅，不能作出表率榜样，所以要辑录官箴古训，既可时刻反省自己，又能帮助其他官吏对照奉行。他主要选录了居官如何才能清廉公正，如何处理公务，如何妥善处理上下级关系等内容，这些内容集中反映了当时一批以程朱理学立身的士人的从政思想。

　　陈宏谋在书中摘录了大量简洁明了的箴言，“士大夫若爱一文，不值一文”“君子不亲货贿”“财之于人也，犹腻之于物，而不可涤者也”等等，以此告诫为官者，贪图钱财便如衣物沾上油渍，再也难以洗清。他还提到，若官员遇到下属行贿，最省事的办法就是“戒之在初”，因为“与其巧持于末，孰若拙戒于初”，强调慎初的重要意义。

　　陈宏谋认为，官员要从思想上抵制物质的诱惑，必须提倡过朴素的生活。因此，他特别强调要“以俭养廉”，并摘录贤人之言说：“奢者富不足，俭者贫有余，奢者心常贫，俭者心常富。”他说“居官以清廉为最”，针对当时社会流行的清官让子孙不免有清贫之苦的谬论，他严加反驳，针对有人认为“清官必执，安得无害”的谬论，他也指出其中的错误，性格偏执与为官清廉本是两件不相干的事，“天下原自有执之人，而非清为之祸”。

　　1770年，陈宏谋因病奏请还乡静养，第二年获准，但最终未能回到故乡而逝于归途舟中，享年七十六岁，谥号“文恭”。他的子孙继承了良好家风，陈家一门“五代连科”，其玄孙陈继昌更是“三元及第”，极为罕有，他的官声亦佳。

　　《清史稿》中对陈宏谋评价甚高：“乾隆间论疆吏之贤者，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……宏谋劳心焦思，不遑夙夜，而民感之则同。宏谋学尤醇，所至惓惓民生风俗，古所谓大儒之效也。”为官以勤廉，修身以寡欲，治学以有恒，陈宏谋的事迹与著作长存于历史长河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