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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李满天下

稿件来源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作者: 发布时间: 2021-09-10 17:17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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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绿野堂开占物华,路人指道令公家。令公桃李满天下,何用堂前更种花。”当唐代名相裴度建好宅院时,一贯风趣的白居易以诗相贺,您的学生已如桃李般遍布各地,哪里还用得着再于堂前屋后种花呢?将老师辛勤栽培的学生喻为桃李起源很早,汉代《韩诗外传》有云:“夫春树桃李,夏得阴其下,秋得食其实。”《资治通鉴》里有人称赞狄仁杰:“天下桃李,悉在公门矣。”人人皆有师,树高千尺,莫忘当初培育灌溉之人。

  先生、西席、夫子,都是古人对老师的敬称

  中国古代对老师最常见的称呼为“师”,同时也有很多别称、雅称。如“先生”,《礼记》云:“见先生,从人而入”,孔颖达疏“先生,师也”,童子见先生要讲礼节,须跟在大人后面入室拜访。如“西席”,汉明帝为太子时拜桓荣为师,即位后仍给桓荣安排坐西面东的座席,以表敬意。如“山长”,来源于五代十国时期,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,受业者众多,被称为“山长”,此后书院的负责人便统一用“山长”之称。更耳熟能详的是“夫子”,这是孔子门生对孔子的尊称。而老师一词,应从荀子而来,《史记》载:“齐襄王时,而荀卿最为老师”,其原意是指岁数最大、学问最好的人。

  老师所喜欢的学生,是既谦虚好学,又善于思考之人。孔子问礼于老子,是一次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相遇。那是发生在公元前五百余年的一天,两位智者翩然对立、相互施礼,孔子儒雅敦厚,诚心请教,对知识的渴望就如春天勃发的草木一般,老子则深藏若虚,用洞察世事的沧桑目光看着这位晚辈,其回答若秋风般自然无痕,却直击孔子心灵深处,希望孔子去“骄气与多欲”。孔子辞别老子后沉吟良久,对弟子们感慨道:“鸟,吾知其能飞;鱼,吾知其能游;兽,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,游者可以为纶,飞者可以为矰。至于龙,吾不能知,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,其犹龙邪!”老子的教诲震动了孔子,他对自己的老师老子的敬仰溢于言表。

  孔子作为至圣先师,有教无类、诲人不倦,得到了三千弟子的由衷爱戴。孔子去世后,众弟子服丧三年才相诀而去,而子贡在孔子墓旁盖了几间房,守墓六年之久。子贡时时处处维护自己的老师,对于别人的诋毁,他正言道:“他人之贤者,丘陵也,犹可逾也;仲尼,日月也,无得而逾焉”,足见孔子与子贡这对师生间的相知相亲。

  为学莫重于尊师,而老师选择学生,也是先考察学生尊师重道的秉性。张良圯上敬履,并多次相约直至做到提前等候,才得黄石公青睐,授其《太公兵法》,学得运筹帷幄的本领,可见尊重长者、不怕磨难的品格正是张良“孺子可教”的前提。无独有偶,在东汉时期,有个叫魏昭的人想拜大儒郭泰为师,为了考验魏昭的诚意,郭泰命魏昭亲自煮粥侍奉,并一再呵责他煮得不好,如此再三,魏昭始终恭敬如一,到了第四次,郭泰才笑着说:“以前知其表,如今知其心,我愿做你的老师倾囊相授。”后来魏昭成了有名的学者,魏昭尊师的故事也流传千古。

  老师是学生进步的阶梯,擅长学习的人永无止境。孔子云: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。”唐代诗僧齐己见梅开而吟诗,“前村深雪里,昨夜数枝开”,他向诗人郑谷请教,郑谷沉思后点拨道:“若说数枝梅花开已经相当繁盛了,不足以说明‘早’,不如把‘数枝’改为‘一枝’更贴切。”齐己佩服不已。这便是“一字师”的佳话。其实,老师还是学生的一面镜子,东汉杨震面对门生王密暮夜酬金之举,慨然道:“天知,神知,我知,子知,怎能说无人知道呢?”王密很是惭愧,这是老师用行动给他上了一课。

  唐宋八大家渊源有自

  韩愈曾说: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,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”他将传道摆在第一位,这道是贯穿宇宙、社会与人心的道理,是道德、道义,也是道统。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。韩愈大声疾呼、热情提倡的古文运动在推行时颇为艰难,没想到在两百年后的一天,这颗种子在欧阳修的心中竟复苏生长。他少时家贫无藏书,一日从玩伴家找到了残破的《昌黎先生文集》,虽然读着一知半解,“徒见其浩然无涯,若可爱”,这一刻,应在心中向韩愈这位先贤称一声老师了吧。

  欧阳修文风受韩愈感染甚深,但去韩文之怪奇而扬其平易,是在传承中实现的超越。直至欧阳修晚年时,仍十分推崇韩文,写下《记旧本韩文后》追忆平生学韩弘韩,并声称:“韩氏之文、之道,万世所共尊,天下所共传而有也。”如果说韩愈是源头,那欧阳修则教出诸多弟子,开启了分流纵横的时代。

  “过吾门者百千人,独于得生为喜。”欧阳修此言,评价的是曾巩。曾巩仰慕欧阳修,写下《上欧阳学士第一书》:“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,则圣人之堂奥室家,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。”字里行间流露出想拜欧阳修为师的愿望,欧阳修欣赏曾巩的功底和志向,认为“广文曾生,文识可骇”,便热情招待曾巩,收他为弟子。同时,欧阳修对曾巩的文章没有一味夸赞,也诚恳予以指导,“决疏以道之,渐敛收横澜。”曾巩受益良多,文风随之发生了变化。

  成为欧阳修的弟子,曾巩并未因此“沾光”,反而闹了“乌龙”。据说,天纵之才苏轼一篇雄文震惊四座,被主考官欧阳修误认为是弟子曾巩的文章,为了避嫌,于是将这篇文章判为第二,苏轼由于这个“美丽的错误”而憾失第一。但豁达的苏轼与欧阳修对此事并不耿耿于怀,欧阳修大悦道:“读轼书,不觉汗出。快哉!快哉!老夫当避路,放他出一头地也。可喜!可喜!”这份真诚坦荡的爱才之心,可谓是“逢人说项斯”了。

  对于苏轼而言,欧阳修这位老师是他人生与文章的引路者。苏轼受教于欧阳修,学识上共切磋,心灵上共慰藉,亦师亦友,感情深厚。多年以后,苏轼来到老师在扬州建的平山堂,看着堂前垂柳婀娜多姿,想起老师音容笑貌宛若眼前,不禁潸然泪下,写下一首《西江月·平山堂》:“三过平山堂下,半生弹指声中。十年不见老仙翁,壁上龙蛇飞动……”风云聚散终有时,再无与您把酒欢笑处啊,“休言万事转头空,未转头时皆梦”。

  黄庭坚与苏轼的师生情亦是翻版的“欧苏”。面对为初出茅庐的黄庭坚扬名的请求,苏轼哈哈大笑,“写出这样的文章想要不出名都难,哪里还用得着我去给他扬名?”这句话就是最好的扬名,苏轼对爱徒黄庭坚可说是关怀备至,他在《答黄鲁直》信中表示,我一生之中唯恐不能与你相交,现能成为你的老师,我实在是“喜愧之怀,殆不可胜”啊,足见两人惺惺相惜。黄庭坚对苏轼坚持执弟子礼,悬老师画像于室中,“衣冠荐香,肃揖甚敬”。

 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开山之祖,在诗风上从苏轼处有所汲取,但决不亦步亦趋。黄庭坚道:“老杜作诗,退之作文,无一字无来处。”这一主张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,余波一直延及近代。倘若韩愈听到这话,会不会甚感欣慰地颔首呢?

  未曾谋面的“精神之师”

  还有一种师生关系不局限于当下寻常,而是能够穿越时空,可誉之为“精神之师”。

  一代名相管仲怀大志、有大才,辅佐齐桓公“尊王攘夷”“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”,成就了千秋霸业。千古名相诸葛亮视管仲为偶像与老师,早年躬耕于南阳时,诸葛亮就希望以后能成为管仲这样的贤臣典范。管仲为齐国富国强兵呕心沥血、操劳一生,诸葛亮更是为匡扶汉室“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”,两人都成为了智慧的化身,其赤诚忠义的精魄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。

  “出师一表真名世,千载谁堪伯仲间!”诸葛亮去世1002年后,文天祥出生了,在风雨飘摇中,他做到了对气节的坚守。在被俘押解北上途中,他难掩激愤之情,写下了《怀孔明》一诗,“至今出师表,读之泪沾胸。”在牢狱中,他又写下《正气歌》,“或为出师表,鬼神泣壮烈。”古人有“读《出师表》不哭者不忠”的说法,宋人更是对诸葛亮推崇备至。文天祥回首自己的一生,以诸葛亮为榜样,就像学生追随老师一样,已尽忠义之事,虽死无憾。“一死皎然无复恨,忠魂多少暗荒丘”,曾无数次,他与诸葛亮进行了灵魂的对话,让他坚定走向自己所认定的方向。

  文天祥就义115年后,在杭州府钱塘县,有一个叫于仁的人做了个奇怪的梦,一位红袍神仙告诉他,“我曾为大宋奔走,却未能力挽狂澜,再过些年大明亦有亡国之忧,我欲投胎成为于家子嗣,以待他日救大明于水火。”这位神仙在消失前表明身份,他便是文天祥。于仁连称不敢当,忽从梦中惊醒,即听见了儿子出生的啼哭声,于是起名为“谦”,乃“以志梦中逊谢之意”。《于忠肃公年谱》郑重记下了这个故事。于谦自幼就敬佩文天祥,视文天祥为师,在家里供奉文天祥的画像。年光弹指过,当瓦剌兵临城下,群臣乱作一团,于谦厉声曰:“言南迁者,可斩也。京师天下根本,一动则大事去矣,独不见宋南渡事乎!”当年,文天祥针对迁都的谗言亦上书痛斥。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,而是薪火赓续的力量,照耀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。

  精神上的老师虽无法谋面,但其一言一行都熟稔于心,自己在言行举止中会自觉效仿。林则徐从少年读书时即特别敬慕民族英雄于谦,并以他的功业自勉。中年林则徐在杭州听候补用期间,拜谒了坐落在西湖三台山的于谦祠墓,他见于谦祠和墓地破损不堪,分外痛心,带头捐献俸禄组织修缮,并作《重修于忠肃公祠墓记》,“维公纯忠伟伐,与岳忠武同昭天壤。”他赞颂于谦、岳飞与文天祥是“忠义相承”,对于谦的抉择感同身受,这些精神上的师友都在激励鼓舞着他,让他在报国征程中不觉孤单,有了先师在青史上的昭昭示范,便能无怨无悔去树立与实践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诺言。

  中国古代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,“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”,师生关系可与古人最重视的血缘关系相提并论。古人亦云“国将兴,必贵师而重傅”,在三尺讲台上,老师们挥洒汗水、传播知识、循循善诱、殷殷教诲,把一批批莘莘学子培养为国之栋梁。而通过文字的流传,间隔千年的后人可以前人为师,文化就在这样的传续中发扬光大。(蔡相龙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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